保障房回归初衷需政府角色转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近日发布一份住房保障问题报告，报告称，当前保障房建设中存在顶层设计不够、供需矛盾突出、地方政府不够积极、管理工作亟待规范等问题，保障对象未能覆盖困难人群。专家调研后表示，各地方上报的保障房数量中，至少一半以上是由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员工福利房组成。(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之所以被称为一大善政，就在于其中凸显的政府责任。住房市场化提升了多数人的居住质量，同时产生了一种经济学上所称的“负外部性”，即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在住房市场化大潮中受到了损害。保障房概念之提出，正是着眼于低收入群体根本无法指望依靠市场获得安居的现实，转而通过强调政府以提供准公共产品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弥补和安慰。

因此，保障房该保障谁，原本毋庸赘述。1999年出台的《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规定：“城镇廉租住房是指政府和单位在住房领域实施社会保障职能，向具有城镇常住居民户口的最低收入家庭提供的租金相对低廉的普通住房。”2007年修订后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则规定：“经济适用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套型面积和销售价格，按照合理标准建设，面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毫无疑问，如果说保障房是政府的一种施惠，那么受惠者理当是“最低收入家庭”或“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而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这一纸报告却在警示我们，保障房可能正在偏离原定公共政策的初始目标。

“各地方上报的保障房数量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由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员工福利房组成”，“保障对象未能覆盖困难人群”，这些现象集中反映了当下保障房在建设、分配和监管等三个环节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其实也并不新鲜，无论是保障房变身为机关和企业单位的集资建房，还是经适房里富人扎堆，媒体都早有披露，只不过均为个案，始终缺乏一个权威的统计数据而已。除此之外，经适房频频曝出的质量缺陷，部分地区廉租房地段偏僻导致的较高空置率，则是保障房的另一种尴尬。

近几年来，决策层把保障房建设放在改善民生以及优化投资结构、扩大消费需求的高度，显示了极大的决心。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既出地又出钱的保障房明显缺乏吸引力，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那些掌控很多资源的单位和地方政府形成了合谋，前者借机拿地为员工谋福利，后者也乐得把集资建房乃至学校的教师公寓等都装进保障房的大口袋中，以此化解层层加码的保障房任务压力。

相比于土地供应和资金筹集，保障房最大的困难尤在于确保分配的公平。最新消息显示，近期天津、安徽等地密集出台保障房管理新政，针对保障资格审核标准、操作办法、监督方式和退出机制提出了更严密的方案。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过去保障房分配的乱象绝非缘于制度的缺失，而是因为制度执行的不够刚性以及程序的不够透明。早在2011年6月，李克强副总理就曾经强调，保障房分配须实行网上公开，一年多过去了，几个省市的保障房分配落实了这一要求吗？(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应该看到，地方政府对保障房不积极固然是其自利倾向的暴露，这种自利倾向也需要自上而下的抑制，但地方政府轻松化解保障房任务压力的现状却在提醒我们，一味行政高压的效果未必乐观。为了强化对保障房质量和分配的监管，也的确需要一些制度革新，但如果总是寄望于权力发威，恐怕终难走出循环反复的怪圈。(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为了让保障房回归原定公共政策的初始目标，不能进一步强化，应该尽量降低权力在保障房建设、分配过程中的比重，这才是当前的急务。这种降低并非减少政府的责任，实为换一种负责的方式，即主要以减免土地出让金、税收优惠等手段，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到保障房建设中，自己则扮演“主导”而非“主办”的角色。

不久前，建设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可以看出，消除政策障碍，为民间资本参建保障房创造良好环境正在成为一个共识。从这个共识出发，保障房的系列弊端终将迎刃而解。